周作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中文名周作人
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
中国
籍贯浙江绍兴
南京水师学堂，京政法大学
散文家
男
1885年1月16日
1967年5月6日
《孤儿记》;《异域文谈》
人物生平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过90多个笔名，常用笔名有独应、周逴、周遐寿、仲密等，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周作人早年经历
9岁以前在家中私塾开蒙，11岁入三味书屋，后去杭州陪侍狱中祖父并授读一年半，遍读史书与笔记小说。
光绪二十七年秋，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
留学回国
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
宣统元年六月，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抗战时期
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
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建国前后
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
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
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文革时期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留影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周树人（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于1906年7月留学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
1911年自日本回国，于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周作人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教员。
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在日本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黎锦熙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此后两兄弟再无团聚，每次对话只在报刊上各执一词，明眼人认为这是兄弟失和后持续的争吵。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周作人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享年82岁。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人际关系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为妻（1909年在东京结婚）。
生了儿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女儿周静子，女儿周若子(1929年夭折)。
晚年的周作人与鲁迅的兄弟恩怨
1923年，鲁迅缘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对此一直都存在争执，因为对于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都未对外人详提。记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里，找到许许多多周作人、鲁迅的单人照片，但却遍寻不着任何一张鲁迅与周作人二人的合照，仅有两张兄弟二人同时出现的照片，也不过是鲁迅与周作人参加公众活动时的多人合影。据资料室工作人员介绍，1923年之后，二人不再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学界主流的观点集中认为矛盾的发生似乎是因为家庭琐事，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贫寒，多年来鲁迅就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从1912年来北京教育部供职时开始，鲁迅定期往信子在东京的家里寄钱，极少间断。全家搬来北京后，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左下）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从跟随鲁迅成长，到与鲁迅突然决裂，再到晚年写鲁迅回忆录……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经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环历程。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人在精神特质上都属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异类，尽管两人曾一度分离并斗争激烈，但纵观一生，两人不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经历着一个由重合到分离，再到重合的循环过程。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原本复杂的两个人物经过纠缠变得更加复杂。早期他们都重视日本艺术，并时常将这些转换到思想里，想让国人得到一些启示，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评价说，“从人性角度思考，鲁迅对弟弟很宽容，当东北遭到日军侵略时，在报上遍寻周作人的名字，当没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议时，鲁迅感到很难过。而此时的周作人正沉迷于沉迷花鸟虫鱼的生活，这被当时学界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抛弃自己的弟弟，反而帮周作人说好话。”当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地说是“周作人”。这段历史在鲁迅死了很多年后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从与兄长鲁迅分开后，一直对鲁迅评价不好，常常在报上以文章讥讽兄长，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鲁迅对他的爱后，才客观地重新介绍鲁迅，撰写鲁迅回忆录。
交友之道
周作人喜欢有趣的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还喜欢性情飘逸的人，胡适的学生徐志摩就深得周作人的喜欢。而相反，过于严肃而显得乏味的人，则不讨周作人的喜欢。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是终身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与钱玄同两个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钱玄同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赏识。每次见面，周作人总是坐在一旁听钱玄同讲，钱玄同也愿意讲，两个人一起喝茶时，大部分话题围绕最近看了什么书，钱玄同什么书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书是他推荐的，周作人的很多观点也是受到钱玄同的启发。
在周作人的圈子里，胡适是个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谈及胡适的文章很多,态度有一点复杂：他深知胡适的分量,但对其弱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关系忽冷忽热。尽管胡适对他帮助很大，也很赏识他，但他却瞧不起胡适，他觉得胡适有很多问题，认为胡适是依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周作人怀疑单纯依靠任何一个理论能否解释一个世界。同时他认为胡适的文章平实枯燥，文学情调不行。另一个特殊的人则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师，但当章太炎沦落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时，周作人便立即与之划清了界线。
主要作品
创作书目
周作人作品《欧洲文学史》（大学用书，北京大学授课教材）
《近代欧洲文学史》（大学用书，遗稿）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燕京大学讲课内容结集，邓恭三记录）
《孤儿记》（文言小说）1906年6月，小说林社
《自己的园地》（散文集）1923年9月，北京晨报社
《雨天的书》（散文集）1925年12月，北京，北新书局
《泽泻集》（散文集）1927年9月，北京，北新书局
《谈龙集》（文艺杂论集）1927年12月，上海，开明书店
《谈虎集》（上下册）（杂文集）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
《永日集》（散文集）1929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
《过去的生命》（诗集）1929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
《看云集》（散文集）1932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局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1934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
《夜读抄》（散文集）1934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茶随笔》（散文集）1935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苦竹杂记》（散文集）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风雨谈》（散文集）1936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
《瓜豆集》（散文集）1937年3月，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1940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
《药堂语录》（散文集）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
《药味集》（散文集）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
《鲁迅的故事》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1961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儿童杂事诗》（诗集）1973年，香港，崇文书店
《知堂回想录》（散文集）1972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翻译书目
《玉虫缘》（小说）美国爱伦坡著，1905年，翔鸾出版社
《红星佚史》（小说）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著，与鲁迅合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
《域外小说集》（一、二集）与鲁迅合纂译，1909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
《炭画》（小说）波兰显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书局
《黄蔷薇》（诗歌小品集）希腊等国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
《希腊拟曲》希腊海罗达斯·谛阿克列多斯著，1934年，商务印书馆
《俄罗斯民间故事》英国培因编译，1952年，香港，大公书局
《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希腊的神与英雄》英国H.D.劳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希腊女诗人萨波摘译》英ArtherWeigail著《萨福传》，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乌克兰民间故事》1953年，香港，大公书局
《浮世澡堂日本式亭》三马著，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伊索寓言希腊》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狂言选》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里庇德斯悲》剧集（1—3集）希腊古典文学，与他人合译，1958年，人们文学出版社
《希腊神话故事》英国劳斯著，195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石川啄木诗歌集》日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事记》日本安万侣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平家物语》（历史演义小说），与申非合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古代随笔选枕亭子》日本清少纳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浮世理发馆日本式亭》三马著，1989年11月与浮世澡堂合为一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卢奇安对话集希腊古典文学》1965年脱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日本小说选》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
日语译本
《北京の果子》，山本书店，1936年
《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1938年
《中国新文学の源流》，文求堂，1939年
《周作人文芸随笔抄》，冨山房，1940年
《瓜豆集》创元社，1940年
《结縁豆》，実业之日本社，1944年
《鲁迅の故家》，筑摩书房，1955年
《日本文化を语る》，筑摩书房，1973年
《水の中のもの―周作人散文选》骏河台出版社，1998年
《日本谈义》，平凡社，2002年
《鲁迅小说のなかの人物》，新风舎，2002年
主要影响
散文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翻译
“兴趣型”翻译家周作人，兼顾当时的国情，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其文艺观和创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译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响。他缺席“抗战”翻译，在“受命”翻译时显得规矩正式了很多。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钱理群说过：“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
历史评价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2]
参考资料1.周作人·历史记
2.周作人·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