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原中国国务院参事）
陈达邦（1900—1966），又名陈大榜，湖南长沙人；革命烈士赵一曼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赵一曼认识并结婚；后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法国工作；1942年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全权代表，赴苏联处理、协调人民币代印事项；1958年7月5日第7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文化大革命”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出生地长沙县
陈达邦
湖南省
男
中国
1900年
1967年
原中国国务院参事
莫斯科中山大学
中国共产党
留学苏联
陈达邦妻子赵一曼
陈达邦妻子赵一曼
当时选派党员去苏联学习，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也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
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经四川党组织推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疏散到上海，经上海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赵一曼与其子留影
赵一曼与其子留影
李淑宁本是大家闺秀，因为晕船而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有组长陈达邦的精心照料，因而对其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李一超在国内没有学过外语，初进中山大学学俄语，方法不对，进步较慢，也是在陈达邦的启发下，改变了学习方法，提高很快。陈达邦天资聪慧，俄语、法语、英语成绩都很好，并且能够应用，苏联老师讲俄语，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就主动当翻译，同学们佩服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院士”。据柳溥庆回忆，陈达邦还是中山大学名噪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该名词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产生）之一。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长期相处，情投意合，经校方批准，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结为伉俪。
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北、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1955年陈达邦和儿子陈掖贤（右）在北京合影。转赴法国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
《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于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
陪都岁月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档案馆。
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印钞密使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后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
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仍清晰可见。
含冤辞世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
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结果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 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赵一曼事迹
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 。“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她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竟日，连续打退敌军6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参考资料1.赵一曼丈夫陈达邦的传奇人生(图)·网易新闻
